原载：《炎黄春秋》杂志，2004年第9期。
撰稿：金凤（人民日报记者）
时光倒流到二十七年前的1977年4月16日下午，一个连续八年没有工作安排的大学毕业生，仅仅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虔诚信念，以及用这套理论来分析那个年代中国社会现状，提出了许多深刻见解，却被扣上了「恶毒攻击」的帽子。即使在「四人帮」倒台半年后，这个年轻人仍然不幸遭到出卖，死在了同伴的枪口下。
1981年，王申酉的冤案终于平反昭雪。就在平反前一年的秋天，人民日报社的两位副总编给我下了紧急任务，让我马上赶到上海，深入采访收集这位被称为「张志新式」英雄人物的事迹材料，准备公开发表。
到了上海后，我立即和当地报社、电台以及新华分社的记者们联手，一起投入到这项艰难的采访工作中。由于王申酉已经去世，采访对象主要是当年处理王申酉案件的相关人员，收集资料的困难可想而知。我们走访了王申酉母校华东师范大学的领导，拜访了中共上海市委、公安局、法院以及所在区委的负责人，还看望了王申酉的亲戚朋友。另外，我们还参观了关押王申酉的监狱，以及他被判死刑时的体育场……
经过曲折艰难的采访过程，我们收集了上百万字的珍贵资料。这些资料不仅包括各种所谓的「罪状」记录和判决书等官方文件，更重要的是他从14岁开始坚持写的八本日记，以及他写给亲友的信件，这些信件表达了他个人的政治观点。
最珍贵的是——他没能寄出的那封长达六万字的深情长信，在最后的审判台上，竟然成了定罪的关键，所谓的「全面交代」。
在上海采访结束后，我已经开始动笔写稿。但是由于种种困难的阻挠，这篇稿子一直没能和读者见面。
2001年8月，我有幸看到了《王申酉文集》。拿着这本跨越两个世纪才得以面世的著作，我心情复杂。二十多年前，我到上海收集王申酉生平事迹的点点滴滴，仿佛就在眼前，如同昨天发生的事。
今天，我再次提笔，真诚地向各位读者介绍这位二十年前为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而不懈努力的青年。他深刻分析了当时社会的各种问题，慷慨激昂地表达了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切担忧，怀着炽热的爱国爱民情怀。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他、敬重他、缅怀他，并从他身上获得启发。
王申酉
在十四岁那年，他毅然咬破手指，用鲜红的血在日记本上写下誓言：「我要把一生都献给祖国的建设和保卫事业！」
1945年，王申酉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工人家庭，家里有九个孩子。全家人只靠父母每月不到一百元的工资过日子，生活相当艰苦。
从小时候开始，王申酉就特别爱看书。上了小学，他就开始大量阅读。课余时间，他经常跑到黄浦区图书馆，沉浸在中外名著的世界里。其中，《牛虻》这本书特别让他着迷，反复读了将近十遍。书中牛虻那坚强的性格和深沉的爱国情怀，深深打动了他年少的心灵。此外，他还喜欢读很多科学家的传记，比如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他们不懈奋斗、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让他非常敬佩。1959年8月5日，年仅十四岁的王申酉用勇气和热血，把手指的血滴在第一本日记的扉页上，写下了「永远坚守祖国建设和保卫使命」的真挚誓言。
「我希望像科学家那样，用不懈的努力和坚韧不拔的勤奋工作，换取无穷的科学成果，这一切都是为了人类的福利，也让我在丰富的劳动成果中（虽然只是我所创造巨大财富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得到满足。」他下定决心，将来要以科学家的身份，把毕生的精力和智慧献给全人类，希望能够赢得社会的信任和回报。
「如果一个人只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那就是眼界狭窄的盲人。我决心用人类智慧的宝藏武装自己，扩大知识的范围。」
广泛阅读让王申酉的眼界超越了一般大学生的水平。1963年11月3日，当时年满18岁的王申酉，在日记中完整地抄写了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在1938年8月10日写给未来五千年人类的一封著名信件——《致后人书》。
这位科学巨匠用简洁的文字描绘了二十世纪人类取得的辉煌成就和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并对千年之后的人类寄予厚望。他希望那时的人们能够找到一条既高度发展科学技术又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道路，王申酉从中受到很大启发。
1964年10月16日的深夜，他躺在床上听收音机，听到了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好消息。那一刻，他内心激动，忍不住在心中呐喊：「东方巨龙，中国，真正飞向天空了！」带着满腔热情，他决心把毕生精力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
王申酉与兄弟（1975.6）
这场大幅削减专业课和外语课的教学改革让他非常失望；他坚决不愿意交出那些承载着他心灵自由的日记。
就在王申酉满怀热情地攀登科学高峰的时候，北京传来了关于高校「缩短学制，改革教育」的号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和全国很多高校一样，积极响应了这个改革号召。专业课的数量被削减了一半，外语考试也被取消，同时，政治学习的时间大幅增加到每周十小时，劳动时间也相应增加。
面对这样的「改革」，王申酉心里充满了疑惑。他在日记中抱怨说：「这样做对系统掌握科学知识有什么好处？」「丢掉了书本和科学，我们还怎么搞建设？这样的中国能变得繁荣强大吗？」他很苦闷。
但是，他不能直接说出来。在那个「白专道路」的大棒随时可能打下来的年代，他只能把心里话偷偷写在日记里。「如果改革能提前两年开始，我的五年大学生活也许不会白费。」他深刻地写道：「我个人的遭遇又算得了什么？但是，我怎么能不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担心，担心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走向衰落……」
不久之后，他因为对工厂劳动的不满而受到严厉批评，还被迫写了检讨书。
这时，他在翻看旧报纸和杂志的过程中，对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有了更深的了解。他逐渐意识到，解放后十几年的建设方针并不完全正确。「大跃进」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和经济失调，以及「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中的思想压制，直接导致了后来三年的国家灾难。造成这一系列问题的原因很多，「个人崇拜」更是致命伤。他的思考越来越深入，问题也越来越多。
1965年的深秋，王申酉跟着学校到了崇明岛，参加了一个工厂的「四清」活动。那时，很多同学都抓住这个机会，希望能借此争取加入共青团。而加入团组织意味着需要定期向组织汇报个人的思想情况以及对别人的观察。王申酉对此很反感。政治指导员多次劝他说出「内心真实想法」，但王申酉始终没有照做。不久后，得知王申酉爱写日记，大家都要求他交出日记本。王申酉很惊讶，「他们怎么知道我写日记的习惯，难道还能轻易交出我的日记吗？」因此，被他拒绝了。
王申酉不知道。他的日记不幸被同宿舍的班长偷看，其中关于「教改」的抱怨更是被私自摘录，然后就报告给了团组织，并送到了校党委。王申酉的日记中，还有多处用英文代替亲友姓名的情况，这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可能是「反革命小集团」的暗号，所以也向上级汇报了。
校党委专门派人详细调查了王申酉的家庭背景、亲友关系以及中学时期同学的情况，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与「反革命集团」有关的线索。那位政治指导员执意不肯罢休，反复跟王申酉谈话，想要迫使他交出全部日记，打算从中找出能作为「突破口」的材料。经过内心的激烈斗争，王申酉做出了选择：宁愿放弃加入团组织，也绝不交出心爱的日记！这个决定让他痛苦不堪。他躲在被子里，默默流泪，那是第一次感受到思想压抑的痛苦。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6月2日，他从收音机里听到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的广播，他感到一场残酷的斗争从天而降，而且「将席卷文教界，也许将涉及更多方面」。
不久后，他在报纸上看到彭真、吴晗、邓拓受到批判的消息。在日记中记录：「彭真、吴晗、邓拓等人的政治生涯是否就此结束？有人说我总是忧心忡忡，以为我只为自己担心，其实我担心的是国家，担心的是人民。」
「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它带领中国走上了与世界完全不同的独特道路！」「那么，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20岁的王申酉在沉思中带着深深的叹息，提出了充满疑问的追问。他预言：「这场'革命'将使中国倒退至少十年」。
1966年6月23日，王申酉回到华东师范大学，到达时发现校园因为停课而陷入混乱和狂热之中。他走进物理楼，想要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记录心情，却发现室内空间全被各种大字报占据。在这个庞大的校园乃至整个国家的土地上，大字报似乎无处不在。王申酉在日记中感叹：「这种大字报看起来是帮助别人，其实适得其反。我国要想繁荣昌盛，难道非得靠这种方式吗？」
「这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竟然把一度稳定的教育秩序完全颠覆，把我国引向了一条充满迷茫的道路。我对这场革命真心感到厌恶。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越来越扑朔迷离。作为一名充满热血的青年，我那满腔的热情却无处释放。」
「在我看来，邓拓等人写的文章，无疑是与现实紧密相关的……他们的骨气坚如磐石，正是中国急需培养的榜样人物。」
7月13日，他在日记中感慨道：「现在报纸上充满了过度的美化，动不动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何不直接说'无限迷信'？……言论、视觉、听觉，无不充斥着所谓的'圣旨'。不知道未来中华民族将走向何方？」
1966年8月4日在华东师范大学，校园内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批斗事件，一百多名教授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其中，有的教授头部受到重伤，血流不止；有的则被迫吃泥土和毛毛虫。不久，物理系的教授姚启钧不幸跳楼自杀，这件事让王申酉感到非常沉重。到了1967年1月，王申酉毅然加入了上海学生炮轰张春桥的正义行动。他愤怒地称张春桥为「为了达到目的不惜牺牲上海众多民众生命，进而爬到中央的政治骗子」！
「这位女士本来应该远离政治，现在却像疯了一样害人，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弟弟惊讶得说不出话，而他却淡定地说：「按我估计，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希望改变现状，结束这场革命；百分之二十的人对此不关心，随大流；而那些见风使舵、一心想胜利的人不超过百分之三。」
在这动荡不安的局面中，王申酉深感孤独和无聊。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无趣的日子到底该怎么过？原来期待的早日投身科研的梦想破灭，两年的宝贵时光就这样白白浪费！」
他只能一个人，静静地看书，思考问题，坚持不懈地写日记。在日记中，他这样倾诉：「数十万大学生，数百万中学生，无数小学生，正在虚度光阴；还有数百万工人和无数农民，消极怠工。中华民族的文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我对这样的政局已经逐渐失去了兴趣。」；「近一年来所谓的'革命'，让社会失去了太多，我的失落和社会的失落同步。」他担心国家的未来，对当下的现实感到极度不满：「十年前，数十万所谓的'右派分子'被划，他们大多是没有权势的正直之士。而这一次，历史似乎开了个玩笑，数十万当权者（从最底层的街道干部到国家主席）被迫戴上高帽、跪在地上，遭受身体上的折磨。反而是一群无赖、流氓、小人，占据了权力的宝座！」
他的哥哥劝他不要再写日记，但王申酉却固执己见，不愿听从。不幸的是，哥哥的话竟然一语成谶。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王申酉不幸被实行了「隔离审查」，家里也遭受了抄家。他经过多年省吃俭用买的数百本藏书以及一些无线电元件，直到……从他14岁开始写的日记，全部被没收，成为所谓的「反革命罪证」。在「造反派」的皮鞭无情抽打下，他身体滚倒在地，意识模糊间，又被冷水泼醒。在白纸上，他写下了无数个「天地难容」的字……
这一年，华东师范大学内，数百名学生遭受点名批斗，很多学生被实施「隔离审查」，还有三十多名学生因为受不了而选择跳楼自杀。
1968年1月29日，正值春节除夕夜。王申酉被关在上海第一看守所的牢房里。在那里，他与一位来自上海外语学院的学生赵贵泉相识，并很快成为了好朋友。王申酉开始向赵贵泉学习德语，而赵贵泉则向他请教英语。原本在大学期间已经精通俄语和英语的王申酉，现在又成功掌握了德语，成为了一位精通三门外语的人。
1969年四月，他重获自由，回到校园参加劳动监督。王申酉下定决心，要自学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在空旷无人的教室中，他努力学习无线电专业的书籍，同时，他也用坚强的毅力自学了第四门外语——日语。
1970年，我国再次掀起了「一打三反」运动的浪潮。王申酉不幸被工宣队点名为批判对象，受到指责。钻研业务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而学习外语则被认为是「想要与外国勾结」！他手中所有的自然科学著作，包括英文、俄文、德文、日文书籍以及词典，全部被没收。而且严禁他继续看业务书籍和外语文献，必须专攻「毛选」并全力投入劳动中。
王申酉愤怒之下，写了《我的自由》、《大学八年思想小结》以及《我头脑里真实想的东西》三篇文章，并将其交给了工宣队。在文中，他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鲁迅等先贤关于学习和掌握人类知识的名言，不断强调自己渴望获得有用知识的强烈愿望。工宣队却认为此举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公然挑衅，以及对「一打三反」运动的故意破坏。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据此将其定性为「敌我矛盾」。没有戴帽子，他被留校接受监督教育。与此同时，他的同窗好友们都毕业并找到了工作。然而，王申酉却仍然留在校园，再次被冠以「敌人」的标签。马克思的《资本论》就像一盏指路的明灯。他坚定地宣告：「我愿意公开宣布，我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1970年11月9日，王申酉再次被派到苏北大丰的干校进行劳动。这一天，成为了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干校的日常中，生活显得特别单调，除了吃饭、睡觉和劳动，剩下的时光充满了无尽的空虚和无聊。为了打发这些时光，大家只能靠玩「争上游」和「工兵挖地雷」等扑克游戏来找一丝乐趣。就是参加这种游戏，王申酉也没有这个资格。他所能完全自主控制的，只有思维。思维，即使在最严酷的法西斯统治下，也难以被完全禁锢。正是这一点，恰恰符合了王申酉的喜好。他不愿意把宝贵的时光浪费在那些毫无意义的游戏娱乐中。
他在日记中写道：「作为学生，追求知识的积累；作为劳动者，追求技术的进步；作为教师，更应该致力于知识的传授；作为学者，则应该致力于学术的探索。这一切，到底有什么不对？为什么知识积累越多，反而显得越来越激进？」干校内有一个图书馆，藏书丰富，包括很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及社会科学类书籍，但是，前来借阅的人却很少。只有王申酉对这个图书馆情有独钟。他仔细查看了社会科学书籍的目录，并据此制定了一个宏大的阅读计划。他决心深入研读这些著作，希望从中探寻「社会本质」的真理。
他在什么样的艰苦环境中，仍然坚持读书的信念？白天，他辛苦劳动，小心躲避「监管小组」的纠缠。清晨，他比别人早起一小时，在田间角落悄悄背诵德语单词，希望能够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原著。中午，当大家睡午觉，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他也绝不休息，而是到阅览室专心阅读。晚上，吃完饭放下碗筷，他带着书籍和笔记本，躲进一间堆满杂物的破房子。房间里烂土豆堆积如山，老鼠到处跑。王申酉把腐烂的土豆清理出去，在狭窄的空间中开辟出一个地方，这就成了他读书的天堂。他埋头苦读，完全不顾时间的流逝，饥饿和寒冷，直到深夜才回到宿舍休息。
王申酉在深入研读《资本论》这部辉煌巨著的过程中，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享受，他的世界观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领悟到，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团混乱，也不是任何伟人个体意志所能随意控制，它遵循着内在的必然规律。他进一步认识到，那些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事物，比如政治、法律、宗教、艺术等，其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原因，只有从社会的经济基础中寻找才能明白。正是马克思首次将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提升到其他所有活动之上，赋予了它决定性的地位。在王申酉充满挑战的人生探索中，马克思的《资本论》就像一盏指路的明灯，照亮了他长久以来在黑暗中摸索的道路。
他两次研读了《资本论》，并对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进行了深入研究。即使是在上海休假的时光，他仍然每天沉浸在黄浦区图书馆的浓厚书香中。但是，要深刻理解《资本论》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分析，丰富的经济资料储备是不可缺少的。而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岁月里，《参考消息》仍然不时向世人展示外界的一角。但是，王申酉甚至连阅读这份报纸的权利都被无情剥夺，他只能借助偶然的机会，从《参考消息》中摘录一些信息。
夜幕降临，他悄悄躲在蚊帐里，借助手电筒微弱的光线，仔细地抄写着《参考消息》中关于国外经济的资料。不料，监管小组的人员突然闯入，不仅将《参考消息》收走，还将他枕头下的资料以及书架上的书籍、笔记本全部带走。第二天，在干校操场上，我被迫接受公开批判，他们严厉指责我学习马克思著作的真正目的，声称那是为了寻找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依据。
「图书馆的书籍几乎都被王申酉一个人读完了。」
在干校，有两位被称为「反动学生」的人，他们因为参加「炮打张春桥」的行动而坐牢，最终也被流放到这里。在经历了残酷的政治迫害和复杂的政治斗争后，他们选择了「看破红尘」，打算过起「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消极生活。但是，王申酉并不认同他们的生活态度。他巧妙地避开「监管小组」，与他们进行私下谈话，并向他们推荐了一份阅读马恩著作的书单，鼓励他们认真研读，相信一定有好处。从此，这三位流放的大学生就经常聚在一起，共同探讨和研究各种社会问题。
「这话不对。要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必须进行工业革命，也需要改革现行经济体制。我想，如果农村公有制能够维持，不妨以现有生产队为单位，规定一定的粮食上交标准，并允许生产队将多余粮食及各种农副产品进行自由贸易。各生产队之间可以展开竞争，这样农业自然能够兴旺。至于工厂，应该由厂长、经理负责管理，实施成本核算，根据各厂盈利情况自行决定工资和奖金，以此激发竞争。这样一来，工业也能实现飞跃。必须重视价值规律的运用……」
王申酉所阐述的观点，在那时遭到了广泛的批评。但是，我们不禁感到震惊，他的这些想法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在农村和工业领域推行的改革措施竟然如此一致。更让人佩服的是，他提出这些见解是在1971年那个动荡的年代，当时他不过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现在，我们怎么能不赞叹他的远见卓识呢？
「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公开宣布，我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作者金凤及丈夫赵宝桐（空军英雄）
在「四人帮」走向覆灭的时候，他预言道：「旧世界的末日，正是在最深沉的黑暗挣扎中，悄然降临！」
1972年6月，父亲不幸中风导致瘫痪，王申酉得到批准回到上海，专心照顾父亲。他被分配到学校的绿化组参加劳动。尽管家离学校有十几里路，王申酉曾长期住在学校宿舍。但是，由于他名义上已经毕业，学校不再允许他继续居住。于是，他不得不在天亮前起床，走十几里路到达学校。日复一日的辛苦劳动后，他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几里路回家，往往已经是深夜，灯火稀少。晚上的他，体力已经不行，很难再坚持读书。面对困境，王申酉被迫在校园宿舍楼的楼梯下方，一处只有四平方米的、只用来堆放清洁工具的三角形暗室中住下。他自己安装了一盏微弱的三瓦灯泡，用一张破旧的席子铺在地面。夜晚，他就蜷缩在这微弱的灯光下，坚持不懈地继续着他的学习之路。
绿化队把他当作「不稳定因素」，对他避之不及。但是，其中一位中年女工对他却很同情。王申酉见她心地善良，就鼓起勇气请求她帮助从学校图书馆借几本书。毕竟，他的借书证已经被学校没收，自己无法再借书。他伤心地告诉她：「没有书可读，比饿肚子还要让人难受。」女工看到他即使戴着政治标签仍然坚持读书，就知道他胸怀大志，绝不是所谓的「反革命」，因而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她凭借与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熟悉，按照王申酉列出的书单，一批又一批地将马克思的英文原著及社会科学领域的书籍，送到王申酉面前。在一次劳动休息的时候，王申酉对这位女工说出心里话：「你知道吗？我日夜想的是我国的发展命运，以及那些受苦受难的同胞们的前途。」
「你何必想这么多？难道你吃的苦还不够吗？」
王申酉神情严肃地回答说：「我怀着个人的理想和信仰。我个人的力量也许很小，但我决心要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对那位女工说道：「德国的伟大诗人歌德曾经说过：'投身于伟大事业者，须尽全力；只有在约束中，大师才能展现才华；而规律，则给予我自由。'我追求真理的自由，任何人都无法剥夺。此外，他还向她传授了许多深刻的革命理念。」
这位女工从来没有听过这样新颖独特的见解，心中不禁暗自佩服，于是低声提醒他今后千万不要随便发表这种言论。
不料某天夜晚，那位女工在把王申酉需要的书递给他的时候，却不幸被保卫科的员工盯上，随即对两人泼脏水。尽管他们努力辩解、申诉，却最终无效。女工被错误地判定为「同谋」，而王申酉的罪名也随之加重。
1974年5月27日，他再次被派到奉贤县的师大五七干校，负责监督劳动。那里的劳动环境特别严酷，王申酉每天需要辛苦劳动九小时，即使在周末，也没有休息机会。但是，他依旧坚强不屈，坚持在劳动之余，阅读和思考。
这个队的经济形态主要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生产队的经济往来中，有高达百分之八十的交易发生在队内。社员们绝大多数从事手工劳动，数百名农民被束缚在数百亩土地上，只能进行简单的再生产。
王申酉坚信，如果不对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进行彻底的改革，农村经济改善的希望将很渺茫。他进一步指出，在这样的小农经济体制下，谈论科学社会主义的建设实在荒谬，也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相违背。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再次掀起。报纸上充满了对孔老二的猛烈批判。王申酉一眼看穿，江青一伙不过是借助这场闹剧，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总理」。他对朋友说：「他们自称为法家，这一点倒是很贴切，他们确实是地地道道的法家后代、封建毒瘤。但是，法家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曾在两千年前对中国历史产生过一定的进步影响。但随着封建社会的崩溃，其进步意义早已失去。竟然捡起历史中的陈旧观念，毫无羞耻地戴在头上，实在是罕见的丑闻。更可笑的是，他们还试图给自己的脸上涂抹马克思主义的油彩，这更是荒谬至极，让人愤怒。」
1975年四月，王申酉的监督劳动期满，他被允许回到上海。但是，华东师范大学拒绝为他安排工作，理由是他的「思想问题」还没有解决。就这样，这个已经三十岁的大学毕业生，仍然处于无业状态。
回到上海后，王申酉住在家里，一边照顾瘫痪的父亲，一边继续他的学习和思考。这时，他开始系统地整理自己多年来的思想成果，准备写一些重要的文章。
1976年，「四人帮」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王申酉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变化，在日记中写道：「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要到来。这些野心家、阴谋家的末日不远了。」
就在这关键时刻，王申酉开始写他那封著名的长信。这封信长达六万字，详细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分析，以及对未来发展道路的思考。他在信中写道：「我深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捍卫这个真理。」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王申酉也为此感到高兴，他认为中国终于有希望了。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厄运即将来临。
1977年4月，就在「四人帮」倒台半年后，王申酉因为那封六万字的长信和他多年来的日记，被认定为「恶毒攻击」，再次被捕。更令人痛心的是，出卖他的竟是他曾经信任的同伴。
1977年4月16日下午，31岁的王申酉在刑场上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这个为了追求真理而奋斗一生的青年，最终倒在了自己人民的枪口下。
1981年，王申酉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人们这才认识到，这个被误解了多年的青年，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对真理的追求，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对未来的深刻思考，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王申酉用他的生命诠释了什么叫做「为真理而生，为真理而死」。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像王申酉这样的青年还有很多。他们怀着满腔热血，希望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但却在历史的风浪中遭遇不幸。我们纪念王申酉，不仅是为了缅怀这个优秀的青年，更是为了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王申酉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那不屈不挠的意志，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爱，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今天，当我们回顾王申酉的一生，不能不为这个年轻生命的过早凋零而感到痛惜。但同时，我们也要从他身上学到宝贵的精神财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爱，以及在困境中坚持理想的勇气和毅力。
愿王申酉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愿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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